流年 第16节（第1 / 5页）

她将那块红布，贴身塞进晚礼服里，似乎只有挨着身体，她才能感受到多年重逢的刻骨喜悦，她颤抖着身体，浑身没有一处不在发抖，她没办法克制，也不想克制，大悲大喜的双重打击，她几近疯癫。

她再一次扑上电话机，哆哆嗦嗦地拨通办公室电话，听筒里传来“嘟嘟嘟”的响铃声，杨宝莲几乎窒息。

很快，郑红萍的声音响起，“喂？”

杨宝莲焦急到近乎焦躁，“红萍，红萍，我找妮儿，我要找妮儿，你让她听电话，我要找她。”

郑红萍正在吃中饭，她不太去食堂吃饭，说那是猪食，时常自己带了饭盒，放在食堂里的蒸笼里热了来吃。

杨宝莲蹲久了，腿麻的厉害，她站起来活动筋骨，墙上的挂钟指向十二点，杨妮儿住得西边屋子忘记拉窗帘，日头愈来愈烈，灼热的光线争先恐后地涌进房间，气温愈发高，杨宝莲的额头密密麻麻沁出一排排汗水。

她慢腾腾挪进杨妮儿的房间，机械地去拉窗帘，杨妮儿的房间干净整洁，床头柜上只有一盏陈旧的台灯，蓝白格子的单人床床单，一条薄薄的同色毯子，除此之外，再无其它。

杨宝莲木木地站了会儿，她还穿着那件晚礼服，背部裸露在空气里，没有一丝凉意，也没有感觉，只有麻木和空洞。

她转身想要离开，带上门的那一刻，忽然看见床头柜的第一格抽屉没有关严实，隐隐的缝隙里，可以看到里面有浓浓的红色。

鬼使神差般，杨宝莲又回进房间里，她用力抓着抽屉的把手，把那只抽屉拉开，那团浓浓的红色，赫然跃入眼帘。

她没听出杨宝莲声音里的不对劲，只说：“杨妮儿跟着陈总去中山大厦工地视察了，对了，本来该你去的，打你一上午电话没人接，你干嘛去了，我和杨妮儿都挺担心的…”

话还没有讲完，听筒里已经传来“嘟嘟”的挂断声，郑红萍扯了扯嘴角，脸上写满嫌弃，“一个个，成天神神叨叨的，早晚都得折腾出毛病来。”

杨宝莲从家里冲出来，两只鞋子都没穿对，一只脚还穿着拖鞋，另一只脚穿着只平跟凉鞋，她在小区门口拦下一辆计程车，披散着头发，形同疯妇。

“去中山路，去中山路上那个正在施工的工地，中山大厦。”

出租车司机踩下油门，西宁市不大，到工地也就二十来分钟的样子，七月的天空，蔚蓝，灼热，亮得刺眼，没有一丝风，蝉在枝头无休无止地鸣叫，中山路的路标很快出现在眼前，出租车顺着那个路标往前开去，工地越来越近，橘色的吊车，蓝色的掘土机，四周布满脚手架的建筑物，没有结顶的裸露的水泥，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工人，喊着开饭的喇叭声，还有……

她惊得发了魔怔，那块红布，尘封在记忆里整整二十四年，她以为今生今世，绝无可能再见，可是，世事翻翻复复，反手之间，命运就像掌中的手纹，纠缠曲折，可结局摆在那里，谁都没办法挣脱。

杨宝莲颤抖着手，一点点打开那块红布，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，那一年，她才八岁，上小学二年级，会简单的汉字，母亲告诉她，妹妹的名字，叫做“杨妮儿”，让她取了丝线，缝在红布上，父亲已经等在门外，牛车也已经雇好，他们存了最后一点点善心，没有像村里其他人家一样，将女儿直接往山腰子上一扔，说得好听叫做生死各安天命，可只要是个人，都明白，那就是条死路，有去无回。

父亲在门外一声声地催促，天快亮了，他还有几里地要赶，他要趁着天亮前，把这个他们早就决定好弃养的女婴，扔去西宁市里福利院的门口，那或许是条活路，最起码，能保住命。

杨宝莲用手抚摸那些字迹，时隔多年，她发现自己依然记得每一道横、竖，还有那些撇、捺，她记得自己那时候的心慌和手抖，她绣下“1973.8.8”，还有“杨妮儿”三个字，那些字迹，潦草，慌张，尘封在脑海中多年，时间久到她早已忘记了内容，忘记了妹妹的名字，才会在两人相逢时只是觉得熟悉，可是，当她同它们再次相逢，记忆像火花一样乍然苏醒，一切都渐渐清晰，原来，命运同她开了巨大的玩笑。

杨宝莲哭得肝肠寸断，眼泪将那块红布染湿，她痛苦哀嚎，张着干枯的双唇，发不出一个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