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四一章 求变（第1 / 3页）

在对外关系方面，萧益民与其政治盟友段祺瑞逐渐出现分歧。

对德问题上，备受英日两国全方位逼迫的总理段祺瑞，终于公开发表政治宣言，一力促成中国加入协约国，对德宣战，反而是保守的黎元洪与萧益民的立场一样，坚持严守中立，反对中国加入任何同盟，但是在段祺瑞一派的强大势力推动下，在南方革命党和梁启超派别的强烈鼓动下，黎元洪不得不签署命令，宣布与德国断交，同时答应英日两国公使的要求，驱逐在华的德**人和工程技术人员，责成四川省立即将聘请的所有德国籍军事教官、工程技术人员遣送回国。

四川军政两界和地方政党为此头疼不已，大宗的土特产品出口受阻不说，已经成为四川工业主要技术力量的德国工程技术人员人心浮动，不少人愤怒之下，向萧益民提出辞呈，害得萧益民和省长张澜连续召开三次专门会议，向德国教官和技术人员详细说明中国当前的政局，诚挚慰问心灵受伤的德国朋友，深情追溯彼此间的友谊与兄弟情感，并对所有德国专家和侨民的人身安全、政治权利做出有力的保证，才勉强把忧心忡忡的数百德国人留了下来。

元宵节刚过，驻扎万县的王陵基第一军开始行动，刘湘、杨森两个旅分别以剿匪的名义，东调奉节和巫山，名不见经传的川军情报局派出的大批人员，以各种身份和名义，悄悄进入宜昌、恩施和荆襄地区，川军密谋多时的东进计划开始启动。

镇守汉中的第五师师长邓锡侯，同样以“剿匪戡乱维护地方”的名义开始扩张，在当地势力的配合下逐渐向东、向北伸展势力。

第一四一章求变

民国六年新春佳节到来之际，川军各部将领云集成都北校场总司令部，参加省政府举行的年度总结会议和团拜会，随后秘密召开了决定川军十五万将士未来前途的重要会议。

由于四川督军萧益民在处理外交问题上的强硬态度，导致英国与日本政府向北京政府频频施压，英日两国不但联合欧美各国，达成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公约，而且先后取消或暂停与北京政府之间的所有援助计划及贷款谈判，迫使北京政府对四川军政当局做出严厉处罚，以保障英、日和欧美各国的在华权力。

在英、日两国的不断抗议和制裁下，好不容易达成共识的北洋一派，再次出现分裂迹象。

对四川历来抱有成见的总统黎元洪、国策研究院负责人梁启超等人联名提案，要求新成立的国会召开特别会议，撤换从不向中央输诚并屡次违反国际法、给国家和地方政府带来巨大麻烦的四川督军萧益民。

元宵节刚过，《华西时报》和《四川日报》在头版显要位置，刊登了省政府招商局和川军总司令部后勤处的联名广告，一周之内，四川各地及云南省的百余家冶炼、铸造、机械加工、染织等行业的三百余名业主，云集省府议会大夏，参加川军总司令部后勤处的大型招标会议，争夺川军开出的高达三百万元的近百项军需物资生产订单。

此提议刚一抛出，立即遭到新任总理段祺瑞一派的强烈反对，两大派系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。

处于半隐退状态的国史馆长赵尔巽针对四川饱受责难的“税赋截留、目无国家”问题，公开发表文章，以四川和浙江两省三年财税总额进行对比，明确指出其中关键：

年均税赋五千万的浙江省，之所以百业萧条，岁入连年递减，根本原因就在于地方各级政府和军队的巧立名目，横征暴敛，浙江一省年均五千万的税赋所得，还仅仅只是合法征收的正税，其他名目繁多高达十余种的厘金所得，远远高于合法征收的正税，如果正常税赋和沉重的厘金相加，浙江民众每年需要交纳的正税和各种苛捐杂税总额高达九千余万；而四川地方政府早在四年前就逐步取消各种厘金，两年前完全取消了所有苛捐杂税，使得四川民众负担骤减，为农工商和四川百业带来巨大生机，这才有了四川今天的发展和富裕。

曾经担任过东三省和四川总督的著名人物赵尔巽一开口，立即让处于风尖浪顶、被推到政治漩涡中的萧益民成功解围，全国各省民众早就被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压抑多年的怨恨随之爆发，饱受地方政府和军阀重重压榨的全国各界民众，纷纷呼吁中央和地方政府体恤民意，改弦易辙，不要再像厚颜无耻的满清王朝那样巧取豪夺祸国殃民，遭到黎元洪、梁启超痛斥打击的萧益民反而因祸得福，再次受到全国绝大多数民众的拥护。

然而，赵尔巽的文章和悠悠的民意，并不能改变什么，民族主义盛行的四川，仍然被南北两大政治势力不停地排挤孤立，英日两国的炮艇开到了宜昌码头，对四川省对外贸易进行严密封锁，各省资本势力和汉奸买办，在英日两国的威逼、诱惑和收买之下，逐渐停止与四川的贸易往来，使得四川全省的对外经济遭到重大损失。